“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，即今已经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；脸上瘦削不堪，黄中带黑，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，仿佛是木刻似的；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，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。”鲁迅《祝福》中对祥林嫂的深刻描写，将我的记忆突然拉回到1981年……
那年，我在二公司落实政策办公室从事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专案工作，根据党中央的要求，对那些蒙冤受屈、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群众重新落实党的政策，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该平反的平反，该昭雪的昭雪。
有一天，株洲市落实政策办转来一封申诉信，信中提及1964年原二公司职工章得坚（化名）得罪了该司某领导，被该领导以抵触党的政策、诽谤领导干部的罪名送至岳阳建新农场劳教两年。章得坚坚信自己是冤假错案，便将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上级，请组织给予甄别，为自己平反。
公司将章得坚一案交给我办理。接受任务后，我和另一位同志到了岳阳，农场保卫科同志给我们带路，还介绍说，章得坚劳教期满后，由于羞于见人，便留在了农场。先是负责放鸭子，后来年龄大了，做了仓库保管员。等到我们见到章得坚时，却看到了和祥林嫂相差无几的情形：满头灰白，行动迟缓，背已略显佝偻，两眼蒙上了一层薄雾，四十二岁的人看上去是那么呆滞，那么无神。听说我们是专门为他落实政策的，他的脸上才稍许有了些喜色。为了解事情原委，我们要他将过去的事情详细叙述。沉思片刻之后，他慢慢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事情还得从1958年说起。那时章得坚刚参加工作，在九冶一公司301工区株洲冶炼厂工地干木工活。时值三年困难时期，大锅饭不仅不能让人民“放开肚皮吃饭”，甚至连最基本的食物供应都很艰难。然而，章得坚所在工地的李主任却利用职务之便，常常进出食堂，帮忙之余不仅免费吃饭，下班后还带几个馒头回家。一些员工对此很有意见，却不敢怒形于色，只有年轻气盛的他，在公开场合大声发表了意见。这事悄悄地传到了李主任那里，没过多久，保卫组找到章得坚，让他把事情经过详细地整理下来并摁上了手印。章得坚当时对此并不怎么在意，然而突然有一天，保卫组和派出所民警一起找到他并非常严肃地宣布：因为不满党的政策、诽谤党的领导，他即将被押往岳阳建新农场劳教两年。这让他感到十分愕然、不解、气愤，然而木已成舟、覆水难收。随后两年的劳动教养，磨灭了他过去的锐气；在不断地呵斥中，他习惯了逆来顺受。但他始终相信，自己是冤枉的，苍天如有眼，总有一天会还他一个清白。
听完他的陈诉，我感觉有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肩上。如果事情真如他所说，这确实属于冤假错案，也属于落实政策范围。我们与农场保卫科协商后，将章得坚的档案带回了株洲。经查阅档案，找到当时知情人的旁证，证实了章得坚所说。于是，我将甄别报告上报株洲市落实政策办。不久，批复下达，同意纠正，取消章得坚劳教两年的处分，回原单位恢复工作。
回想至此，我的心依然很痛。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精神上的束缚扼杀了多少敢说敢为的人，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，竟耗掉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7年光阴，将人击得如此惨败。我惊悚过去的政治岁月，庆幸现在的民主太平。